一方面，城市土地实行无偿、无限期划拨制度，用地单位从政府申请取得土地的使用权，无需缴费，但也不得转让。

其二，基于部分立法主题鲜明的地域性色彩，地方特色作为判断基准的明确性在特定情况下确实优于前述纵向型视角下的标准束，比如，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位于吉林，自属吉林立法的地方特色，引滦工程位于天津，当属天津立法的地方特色。其虽然是域外理论，但与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深度契合，[18]符合中国性的基本要求，[19]借此可以确立从横向视角解读地方性事务规范内涵的理论正当性。

[60]由此，第107条多达13个事项的列举若一味使用顿号显得过于平白单调，故在句中（恰为第7项和第8项中间）以和字断句来优化表意和阅读的节奏。地方性事务作为专门术语进入法律规范文本是我国地方立法权逐渐下放、地方立法制度日益充实的结果。[55]不抵触的内涵分析，参见郑毅：《设区的市级地方立法权的改革与实施》，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4-56页。[13]参见张圆：《论地方事务的法律表达》，载《研究生法学》2018年第4期。[48]楼继伟：《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载《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日，第7版。

听众是立法修辞的中心。[8]代表性观点，参见汤葆青：《德国的地方事务治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德国研究》2020年第4期，第16页。[58]为提升全国人大代表的广泛性，2022年3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指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所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继续从严掌握。

在塑造人民民主之人民主体性地位和民主人民性特质后，宪法似乎并不满足于此，其在第2条第3款中使用了各种途径和形式语词，这与第2条第1款中的一切形成有机统一，标示全过程人民民主之全过程品性。[77]王建学：《公民审查建议、宪法实施与社会主义民主——研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份理论答卷》，载《政法论丛》2021年第3期。来源：《政治与法律》2023年底6期。[44]这成为宪法第2条第1款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有力注脚。

[86]在一府一委两院体制下，现行宪法和相关组织法并未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和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须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其次，加强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的制约性监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01页。参见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03页、第304页、第332页。[43]如今，人民不仅享有广泛真实的政治民主权利，而且享有广泛真实的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和社会民主权利。为保障人民民主，宪法还确立了实施监督制度。

从人民主体性地位看，人民是自己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主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69]参见周叶中、汤景业：《关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思考》，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12期。[26]就平等权而言，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条件，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首先，增进基本权利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77]（二）枢纽：筑牢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内核的基本权利体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的确立，对基本权利体系的健全发挥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同时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本身即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21]参见《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Ｏ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页。

参见阚珂：《为啥八二宪法没规定两高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载《中国人大》2018年第8期。四、结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宪制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诉求。

同时，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第41条第3款）。[9]参见桑玉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基础性问题》，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4期。[29]从制宪史上看，1949年的《共同纲领》有人民监察委员会的设置，监察委员会前被冠以人民二字，但彼时之监察机关从属于最高行政机关政务院，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内的一个部门，其地位、职能与现今的监察委员会实不可相提并论。进言之，全过程并非只有过程、只靠过程，而是时空维度下广义之全过程，是主体、程序、客体的有机统一和高度概括。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主要承载基本权利体系。[3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为落实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自1979年制定至今，历经1982年、1986年、1995年、2004年、2010年、2015年、2020年七次修改，选民的参与度和代表的广泛性得到极大提升。

[42]相应地，体现在宪法第2条第3款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上。[79]参见余军：《未列举宪法权利：论据、规范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页。

 注释:[1]2019年11月2日、2021年7月1日、2021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三次讲话中提出这一命题。[17]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

在消极规范层面上作为宪制秩序规约其发展边界，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提供宪制框架和规范指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否只唯民主，会不会导致民主泛化或无序？全过程是否等同于全部过程？是否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等等。[60]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2023年3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23年3月14日，第9版。[72]Dominique Rousseau, Droit du Contentieux Constitutionnel, Montchrestien,2006, p.461.[73]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2023年3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23年3月14日，第9版。

这实际上是宪法第27第2款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之深刻映射。[7]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是作为政治话语呈现的，因此，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学、哲学等领域。

[55]新时代的中国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欲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既要避免坠入西方国家的民主陷阱和政治衰败，[56]又要防止出现大民主和泛民主风险，需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纳入宪法体制。这要求建立健全人大代表与选民、原选举单位的经常性联系机制，使人大代表的履职全过程始终处于人民的知情和监督之下。

一府一委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6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4页。

[52]李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意义》，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其次，完善人大的立法程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才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统一，是全方位（主体）、全链条（程序）、全覆盖（客体）的民主。[19][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34页。

（一）塑造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体系民主的本质要义是政权，人民民主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政权问题。[13]正是基于人民民主，现行宪法第1条确立了国家的根本性质即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现行宪法第2条建立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即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

而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5]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从根本上说是于宪有据，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最新成果，[6]亦应纳入宪法体制。参见马一德：《论协商民主在宪法体制与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好的民主，应凝聚社会共识，而不是造成社会撕裂和冲突。[70]肖蔚云：《论新宪法的新发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